王道    劉兆玄

二十世紀後期，全人類開始意識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生態的失衡、全球氣候變遷、能源資源的爭奪、文化的衝突，都是世紀的危機。
然而就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有兩件大事引起全球的重視：其一是「永續發展」主張的崛起，另一則是新的經濟大國──中國的崛起。

乍看這兩者似無直接關聯，如果我們深入探討，會發現兩者之間隱藏著某種關鍵性的連結，可能對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產生極重大的影響。
「永續發展」的論述包含三個相互關聯面向的均衡發展：「經濟」、「生態環境」，以及「社會正義」。經過十多年來各國的努力，在「經濟發展」及「生態環境」之間尋求較佳平衡，達成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社會正義」方面則著力較少，原因之一是「社會正義」較為抽象，含道德性，不易達成具體共識據以執行。然而即使前二者有較佳的平衡，而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持續擴大，終究是個不定時炸彈，全面的發展難以持久，遑論永續。

對於中國的「崛起」，西方觀察家及學者有兩極端的看法，一派看法認為大國崛起勢不可擋，因而成為西方的最大假想敵；另一派則認為中國內部問題太多，此一「崛起」乃是曇花一現，終難持久。
我的看法是中國大陸經濟的「大國崛起」已是事實。我這樣說主要的根據是台灣經驗。回顧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可以說一步步都是參循台灣的經驗前進；如果台灣以兩千萬人的規模能夠創造舉世聞名的「台灣奇蹟」，以大陸人口之多，幅地之大，文化背景之相似，以同樣的模式發展經濟而成為崛起大國，是不足為奇的。所不同者，台灣從「廉價勞力」產業轉型為「高科技」產業時，那些不再具有競爭力的只好外移到大陸或東南亞，而中國大陸面臨同樣產業升級的壓力時，其不再具競爭優勢的產業可以內移到大陸內陸；延長其企業壽命之外，可以繁榮內陸，亦可減少沿海都市盲流的社會問題，可謂一舉數得。

然後我們談到一些中國大陸當前特有的有利條件。
其一為當世界各國都在熱烈討論「舒適、快捷的大眾運輸」時──譬如說高速鐵路；很少國家能像中國大陸一口氣規劃興建兩萬多公里的高鐵──想想台灣一條四百公里的高鐵，營運兩三年來財務問題已經壓得高鐵公司不斷需要政府協助，大陸上兩萬多公里的高鐵計畫的可行性主要根據是巨大的乘客量，其第二線都市的人口動輒五百萬以上，其乘客量預測將足以支撐興建及運營的投入，以及長期營運及發展，而將成為世上第一個如此大規模的高速運輸網，將全國大部分的一線、二線城市用快速、舒適、低汙染的大眾運輸工具相連結。
另一個全球都在熱烈討論的議題是「替代能源」。以目前的能源科技來看，比較成熟且能大量應用的「替代能源」不外乎三種：核能、風能、日光能。據悉中國大陸目前有四十多座核電機組在興建中（世界上有第二個國家能同時興建這麼多核電機組而人民不反對嗎？）風能與日光能都需要廣大的空地來鋪設，而大陸西部、北部廣大人稀的地區不乏興建風能及日光能發電的良好場地。

這一切都顯示，大陸今日是大力興建高鐵、核電、風電、日光電的大國，他日必將成為高鐵及替代能源技術及運轉系統的最大輸出國，美國加州等地的高鐵計畫正和大陸在談合作，就是一個例證。這些發展都對大陸的「崛起」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歷史學家湯恩比預言：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的看法是：

如果問題是，中國是否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製造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答案是肯定的（已經是了）。它甚至可扮演全球經濟衰退時走向復甦的帶領者。但是如果問題是中國是否能會成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或十九世紀的英國，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除非中國能對全人類的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十九世紀的英國人帶給世界的不只是船堅炮利的殖民主義，它是工業革命的先驅，議會政治、現代化教育、法治、金融等進步制度的創導者；二十世紀的美國給世人的也不只是好萊塢及華爾街文化，它的平民化的民主，鼓勵創意、勇於創新，成為全球有理想、能力、勇氣的人實現他們美國夢的樂土。）

中國大陸如果要想在文化上對全世界作出重大貢獻，他必須從固有的中華文化中去尋找精髓，也必須從二十一世紀的新潮文化的接軌及融合中吸取經驗，但很明顯地，在文化大革命嚴重摧殘固有中華文化後短短三十年間，憑著招商、加工、外銷迅速崛起的經濟大國，其實沒有多少餘力用於文化的整建，也沒有足夠的努力用在開放後如何面對世紀的新潮文化。

不可否認的，在這兩方面台灣都具有一定的優勢條件。
自從2008年馬英九總統就任以來，兩岸立即出現前所未有的和平氣氛，直航後兩岸的貿易及投資熱絡，大陸來台觀光客達到平均每日三、四千人，ECFA簽定後兩岸經貿關係更進入新里程，這種情勢固然為台灣帶來新的繁榮契機，但也引起相當程度的疑慮與不安。其實開放、鬆綁、脫離鎖國確是台灣最佳的策略，從台灣數百年的歷史來看，它一直是一個面向海洋的移民社會，雖然中華文化是它的根底，但這個移民的文化中先天就具有較大的包容性，也因此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在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動之下就產生了更大的創新性。這就是我們的軟實力。兩岸之間的中華文化固然是最大公約數，但我們在許多地方的創新卻呈現文化上前所未有的蓬勃面貌，我們應有信心地走出去，發揮我們的特色。

台灣文化的包容性、多樣性及創新性表現在台灣的人及台灣人的生活上—因為，靜態的文化在博物館及美術館裡，活的文化就在人的身上。我在擔任東吳大學校長時曾出面邀請大陸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一線大學的校長及夫人來台參加論壇及訪問，他們對台灣最好的印象既非101高樓，也非鼎泰豐的點心，也非日月潭、阿里山，而是台灣「人」，台灣人的「生活」。

最近國父紀念館展出大陸數十位畫家花了五年半完成的抗戰巨畫，其中有位畫家全力投入作畫而致一隻眼睛幾乎失明，我介紹他到台大醫院治療，動手術後數日內竟然大放光明，這位畫家對台大醫院的醫術精良固然讚口不絕，但是最令他難忘的卻是台灣醫師的親切及以患者為尊的醫療文化。

這些特色表現在飲食文化上造就了舉世聞名的台灣「小吃」。中華料理固然有名，但台灣的小吃是融合各種口味及烹調藝術，由來自各方的台灣人大夥兒「吃」出來的美味，絕非名廚的滿漢全席可以比擬。英國駐華代表Reilly先生曾說台灣小吃是飲食文化登峰造極之作。

這種特色也表現在風靡國際的台灣藝文傑出人士身上：林懷民、許芳宜、劉國松、余光中、侯孝賢、賴聲川、李安……他們每個人都有深度的中華文化底蘊，也都吸取了深度的西方文化養分；林懷民如果不把西方現代舞帶回到中華文化中重新出發，就沒有雲門舞集；李安如不具有深度的中華文化底子，怎能以一個二十世紀的華人導演成為奧斯汀的「理性與感性」中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含蓄」「矯情」的最佳詮釋者？

法國前駐台代表夫人滿里子（法國長大的日本人）在離台後寫了一本書：「台灣，一個驚喜！」，讚美台灣的文、藝、茶及養生。金車威士忌得到蘇格蘭盲飲比賽冠軍、吳寶春的麵包打敗法國麵包師得到金牌。其他在設計、動畫、流行音樂各方面的成就，都有台灣揚名國際的文化品牌。

另一項特色令來訪的大陸朋友驚嘆的是台灣的公益及志工文化。兩個台灣公益團體認養的國際貧苦學童就達到二十多萬人，捐血者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登記有案的青年志工達四十多萬；紅十字會、慈濟等大型的公益及宗教團體的送愛到國際各地，陳樹菊一個菜販的愛心，譽滿全球。以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口來衡量，可謂極具成效，公益和志工實已成了台灣文化中的一部分，蔚然成風。中華文化中的理想境界「禮運大同」篇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公益」；「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就是「志工」。
台灣正在將兩千年前的中華文化用二十一世紀的理念具體實踐。
兩岸最近最熱的話題之一是「文創產業」，大陸人人談文創，台灣六大新興產業也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重點。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的條件首重創意人才，市場資金固然重要，而文化的深度與廣度、智財權的保護，創作的自由度更是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創意人才及創作自由度方面台灣具有相當的優勢，兩岸如能建立互補雙贏的模式，必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然而，「文創」不等於「文化」。從更高層次來看，今天中華文化要走向世界需要一個「文藝復興」。這個「文藝復興」不是復古，不是回到從前，而是以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與二十一世紀的思潮、文化接軌，為全世界提出新的普世價值，是中華民族任重道遠的工作。

儒家所推崇的仁義之道、中庸之道等思想在孟子的論述中凝聚成為「王道」兩字。孟子在戰國時代的諸國間努力推行「王道」，雖並沒有達到「大道之行」的理想，但是在他不斷地辯證之下，「王道」之說的內容愈來愈博大精深，成為孟子思想的核心價值之一。我認為中華文化能對人類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便是如何將「王道」的思想融入並成為二十一世紀思潮的主流。

兩千多年前孟子所提倡的「王道」，如何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安身立命進而求發展的基本動力﹖在文明高度發展後，所有的道德倫理的基線大幅度有異於兩千多年前的情況下，「王道」對個人的修養、群體的發展及關係、影響是什麼？
王道精神與兩千年蓬勃發展出來的科學的關係為何？這兩千年來科學的發展，人類對所處的物質世界的認識與了解確實是日新月異，在新而巨大的科學認知下，「王道」內涵須作什麼樣的調整、補充或修正？

科學進步帶來的技術發明及產業創新，一次又一次地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方式，也改變了人與環境乃至整個生態的關係。在人類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生態挑戰的時候，在地球加速走向暖化巨變的關頭，「王道」會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行為模式中注入什麼樣不同的思維？

過去幾百年的全球經濟發展也呈現出一日千里的變化，科技愈進步、產業愈發達、供需愈複雜、利益愈集中、弱肉更強食、衝突更激烈、戰爭更頻繁。王道的思想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發展及互動上能帶來什麼樣的新方向？
在國際政治上也呈現類似的趨勢及變化。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造成戰後國際政治勢力的重新分配，有的是將強大的經濟力量轉化為軍事力量，成政治影響力的霸權，有的是利用戰爭建立的強大軍事力量及分裂的地域形勢，用武力建立霸權。霸權之間形成恐怖的平衡，弱國小國或各倚靠山，或狹縫求生，或兩面槓桿左右逢源。最近東北亞的緊張形勢為例，相關各國大家都說要和平，但以「王」與「霸」出發的思維，會使結果不同。無怪湯恩比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思維，像極了中國的戰國時代。

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戰國時代的孟子，提倡「王道」遊說齊魏終其生而無功，兩千多年後的二十一世紀，在各種情況都遠為更複雜的時代，卻反而要來談「王道」呢？
在我的思考中，有下列重要的理由使我們相信此刻乃是千載難逢的時機，來好好談談這個兩千多年前孟子提出的重要思想學說，以及如何讓它在新世紀中產生新的意義及新的力量。

誠如湯恩比說的，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是的，十九世紀的英國及二十世紀的美國都是「超級強國」，但這兩個「超級強國」一個曾為賣鴉片而發動戰爭，另一則為爭奪石油資源而發動戰爭，所以他們都是霸權；時空條件及運作方式或有不同，其霸則一。其實「超級強國」及「霸權」是互為因果的，因強而霸，也因霸而更強。也許世界上今後不容易再產生另一個國家具有這種強度的國力，但我們不禁要反問，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界真需要有另一個這樣的強權用霸道的方式來「維護」世界秩序嗎？

其次，孟子在兩千多年前提倡「王道」不遺餘力卻未能有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凡大國都聽不進去。梁惠王、齊威王、齊宣王都不聽他的，遑論楚秦？其實是孟子也知道這道理，他在回答公孫丑之問時曾說道：「千里大國……齊有其地矣……齊有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也就是說如果有齊國這樣的大國願意實行「王道」，則易如反掌耳（由反手也）。但是當時所有的大國之主皆迷信霸道，力求壯大國力併吞小國，一戰而霸千里，再戰而霸天下；沒有大國願意奉行「王道」，孟子的理想終難實現。

於是孟子只好舉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由小而大的例證。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今日之世界形勢觀之，我們要問的是：「何如既大且王？」
是的，何如既大且王？

其實在二十世紀初期，東方有一個強國曾被人期待有機會實現「王道」的理想，這個國家就是日本。它剛從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贏得勝利，崛起於東亞成為新興列強之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由滬赴京，過日本時在神戶作了一次演講，其結語談到日本已具西方「霸道」的力量，也具有東方「王道」的底蘊，它「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作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日本國民的詳審慎擇」。翌年三月，中山卒於北平。

當然日本在迷信軍國主義的潮流中是不可能聽得進中山先生最後的諍言，它畢竟一步步走向霸權的侵略之途，六年後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東北、再六年發動七七事變，和中國全面開戰、再四年後發動太平洋戰爭，千萬生靈塗炭，它自己也吞下戰敗之苦果。

然而就在孟子身後兩千多年，終於有一個國家因緣際會在經濟上崛起，它的崛起不是因為一戰而霸，乃是由於國際經濟勢力的消長及供需態勢的演變，為一個人力及市場空前龐大的國家提供了繁榮發展的空間及動力，更由於西方財經運作的制度及文化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弱點，引發了全球最大的一次金融海嘯，致使這個國家龐大的內需成長成為全球復甦的希望所寄，它在這種情況和條件下崛起為大國，然而，它尚非霸權。

它要追隨歷史上西方列強的足跡追求雄霸天下而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新霸權？還是要用不同於西方的智慧及思維，用新世紀的王道精神，為人類的教養行為以及世界經濟、政治 、生態保護的運作提供新的普世價值？它站在十字路口。

如是前者，它將成為西方（美國）的假想敵，衝突、對抗，走向軍備競賽，自危而危人。
如果是後者，那麼這個大國將是兩千多年來第一個願意行「王道」的大國，它比齊、魏、楚、秦加起來還要大，那將是孟子夢寐以求卻不敢想像的情景。

如果這個大國以新世紀的王道精神，運用其龐大的國力及經濟優勢，建立一種新的供需體制，用仁愛、公平、正義的王道思維來幫助弱小、需要協助的族群及國家，讓他們能有尊嚴地各自發展其經濟及文化特色，自然能得到他們的擁護；而不再是強權持其國力強取所需資源，強迫弱小族群、國家屈服於其影響力而受其支配。
如果這個大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仁心及恕道來處理族群間及國際間的爭紛，較之於「己所欲，必施於人」的西方思維，這是王道的關愛，看似比較消極，卻留給對方更大的自主空間。弱者在飽受十九、二十世紀強權以其價值觀強加諸身之苦後，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村中如果能洋溢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互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將如百花齊放、百鳥爭鳴，人類進入一個全新的人文的大世紀。

再看看二十世紀留給人類最大的問題：傳統能源枯竭、生態失衡、地球暖化。這些問題都是西方文明用「霸道」的思維所建造出來的運作方式的後遺症：用霸道（成長至上、消費掛帥）來開發及使用資源，以至地球生態平衡終於遭到嚴重破壞，全球氣候變遷就是大自然的反撲。回顧中華文化的睿智遠見，數千年前孟子就告訴梁惠王說：「數罟（密網）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為何兩千多年前有如此先進的看法，其實這乃是孟子用王道的思維來看待自然資源的結論，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然而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資源、生態、暖化等問題遠較孟子時代複雜得多，其中除了人文還牽涉許多跨領域的科學，需要更精緻的整合，更大膽創意的研究來支撐，不過王道的思維仍是處理這些問題終極答案的核心思維。換言之，二十世紀末西方提出的「永續發展」的顯學，將因融入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之道而得到顯行。
宏觀架構下，大家所關心的兩岸關係，我願引用馬英九總統今年元旦致詞中的一段話：「（不統、不獨、不武），這不是消極地維持現況，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灣維持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瞭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

我認為這條出路的第一步就是以實行「王道」來處理兩岸問題。在兩岸談判ECFA時，一位大陸朋友說：「我們注意到『讓利』之說令有些台灣朋友不舒服。」我就對他說：「讓利何如讓義？」
在王道的思維裡，讓利不如讓義。

另有一位大陸的學者曾表示：「讓利不是正確的說法。當年大陸最窮困時，來自台灣的投資和技術對大陸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助益，現在大陸經濟強大了，所謂讓利其實是一種飲水思源的回饋。」就像台灣諺語「吃果子拜樹頭」的說法，是王道思維的說法，誠懇而不帶霸氣。

王道之學博大精深，以上就幾個深受注意的面向作了一些淺顯的詮述。我們好像很清楚地聽到答案在「風裡」（戰時美國陷入迷惘，民歌詩人巴布狄倫唱道：「答案啊朋友，答案在風裡」）；這個風從西方漸漸吹向東方，從現代漸漸吹向傳統；從傳統的中華文化中尋找智慧和精髓，也要與現代的科學文明作細緻的融合，這也符合湯恩比教授看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觀。

如前所述，有形的傳統中華文化在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美術館中珍藏著，許多都是世界級的人類珍貴遺產。無形的中華文化傳統則活在中華民族每個人的身上及他們的生活中；台灣在這一方面確實得天獨厚；原因很簡單，台灣沒有遭受過「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壞。

台灣四百年的歷史是一部移民史，歷次移民潮固以漢族為最大宗，但在文化上卻相當程度地受到原住民文化、西洋、東洋、甚至於東南亞文化的影響，在這四百年中漸漸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性，而這個文化融合的過程及經驗，也是台灣文化中極為有智慧的寶貴資產。當台灣的社會漸漸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普及，及起碼的經濟小康，這種具包容性的多元文化就成了民主自由制度發生的溫床。

中華文化要對全人類文化作出更重大的貢獻，此其時矣。當全球的問題日趨嚴峻，以西方文化為基礎的解決之道漸入瓶頸，正是中華文化趁大國崛起而發揮其影響的時機，正如孟子說的：「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然而，要使中華文化在二十一世紀中發揮其巨大的影響力，該先做好的事還很多；如何透過教育讓民族的每一份子具有中華文化特有的底蘊及氣質，如何建立完整的、具新世紀世界觀的王道論述，如何具體而微地實踐在各方面的政事上，讓全世界都體驗到王道的經濟發展、王道的扶助弱小、王道的處理國際爭紛、王道的永續發展，讓全球人享受到這種文化帶來的好處。

台灣的文化實有條件在這一波「文藝復興」中扮演「尖兵」及「催化劑」的角色。
我們應一面加強文化建設及文化教育，一面邀集兩岸及海外學者專家廣泛而深入地探討、研究、論述，讓儒家傳統學說中最具體而微的王道思想徹底融入二十一世紀，結合現代科學、哲學、經濟、生態、政治等相關學問，重新塑造新世紀的「王道」，為人類提出一種新的普世價值與一套具體可行的作法，作為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最大的貢獻。■